摄影技巧 以影像定格历史

评选预备会上贺延光（右一）一句“摄影记者不能让历史留下空白！”令南康宁（左一）热泪长流。1987 潘科摄

在西安开启的“《艰巨历程》30周年学术展”展厅。

以影像定格历史

解海龙的纪实摄影作品，唤起中国社会对贫困地区孩子成长教育的广泛关注。本片摄于1993年，云南红河县虾哩村垤玛小学。图片选自《见证：中国纪实摄影20人》

一场名为“《艰巨历程》30周年学术展”的影展，在西安高新区的橡树影画廊开展，同时举办的还有“《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3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启动仪式”。三十年前在摄影公开赛中获奖的摄影家李振盛、时盘棋、柳军等，与当代艺术家王庆松、张大力、李洁军的作品一同展出，互为对话。应邀参加活动的，还包括全国各地的诸多摄影家、艺术评论家。

一如2016年4月在深圳举办的“侯登科摄影回顾展1978－2002”，此次活动也引发出摄影内外的诸多话题。

《艰巨历程》是1987年由陕西摄影群体策划并发起，中央电视台、《中国记者》、《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工人日报》等七家机构共同参与的一项全国摄影公开赛。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活动自1987年8月向全国征稿，应征作品21864幅，应征作者1735人。在近乎海量的作品中，30个评委于1988年1月评出三十三个大奖，并在该年的4月于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十天的展期观看人数逾十万人，最后不得不延期展览。

一个写入中国摄影史册的展览，同时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当中留下了深深一笔。经由这次活动，一批直面历史与普通民众真实生存状态的照片得以面世，当年在极左观念影响下的一批摆拍照片被曝光。陕西摄影群体由此跃入公众视野，他们带起的“纪实摄影”风，自此深刻影响到当今中国许多摄影人的实践。作为时代之眼，这些“纪实”摄影作品，为这个时代留下了许多在场的纪录，也无形间开启了国人审视自己当下处境的自省意识。

也许今天看来仍然不可思议——将这个摄影活动做出如此具有深远意义的一群人，竟然出自一直被认为是观念保守的黄土地上。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被昔日看展的观众留言称之为“黄土地上的堂吉诃德”。

而今，如果你愿意置身“《艰巨历程》30周年学术展”现场，依旧能感受到这份来自历史深处的激情。并且再次感佩惊讶，这群志在冲破思想禁忌、填补历史空白的“堂吉诃德”们，怎么还是初心未改、雄心未减，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已步入花甲之年，而其中的中坚力量侯登科已不在人世。

但是，出得展厅，又不能不想到，一个展览三十年后再回顾，沧海已桑田。那些没有亲临现场的人，到底有多少还能知晓、理解这场轰轰烈烈的比赛与展览在当时社会的意义,并且到今天还记念于它？我们不妨回顾比较，同样是《艰巨历程》开始起步的1987年，同样是陕西这片土地，当今的人们对哪些事情更为熟知：或许是贾平凹写出了长篇小说《浮躁》；张艺谋推出了他著名的《红高粱》；吴天明《老井》在那一年上映；路遥在他的自述中说，1987年,他在延安宾馆写着他的《平凡的世界》……显然，文学、影视艺术，比摄影更大众化，更具广泛延伸的话题性。

遗忘与遮蔽，或许会囿于各种因素。言说与再揭示，同样会面临当下的新难题。回看我们身处的时代，视觉图像的传播力，固然已非文字所能堪比。但图像中所隐含的信息芜杂与真伪，又其实在增加它身姿显相上的吊诡，不幸的又是，人们每天面对的信息，几乎呈秒速裂变。许多信息来不及做辨别，就已一闪而过。而与此同时，人们又习惯将《白鹿原》与《欢乐颂》同台PK，一并言说。如此氛围下，一场围绕着三十年前的摄影展览所做的学术回顾，究竟能在多大层面激起回响，这或许，又是三十年后才能追寻到的答案。

但是倾听与回溯仍然必要，因为那里隐藏着我们的来路。

访谈人：孙小宁

被访者：胡武功（摄影家、陕西摄影群代表人物之一、当年《艰巨历程》摄影展主要策划者）

回首1

回到起点谈《艰巨历程》

一 一边拍照，一边论战，陕西摄影群体当年的写照

照片残缺不全不好，我则认为有生活气息。同样，潘科、侯登科他们二人拍的战士上前线的那组《出征》照片，当时也引发长达半年的争论，这中间，我也是主力论战者。为什么要参与这些论战，就是深感那种极左文艺路线下的影像作品影响太深了，大家要形成合力对抗那些假大空。

孙：我感觉，当时陕西摄影群体还特别爱召集四方人士开理论研讨会。查当年资料，左一个户县摄影理论研讨会，右一个西安美学研讨会。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好像都有这么一股子理论激情，但陕西这个摄影群体，理论情结尤其重一些。

胡：是，这是有原因的。虽然陕西摄影群体这拨人对当时的摄影现状不满，但是又苦于没有思想武器。之前虽然也在不同地方召开的全国理论年会上表达观点，倡导自己的主张，但是总是有支持派也有反对派。比如1981年在桂林召开的全国摄影理论年会，我当时提出反对摆拍，倡导摄影要对不良现状做批评，结果便有人反对。回到西安，一讲这些，大家就说，我们必须有思想武器。于是从1982年起，我们就在西安自发召开了一连三届的摄影理论研讨会，最后一届，参会人员不仅有陕西的，还请了省外的朋友。一边发照片，一边写理论文章，再到不同的摄影会议上去阐述，反思摄影现状，陕西摄影群就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影响。

孙小宁(以下简称孙)：4月底应邀参加这个活动，我以为会听到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但发现人来得很多，整体的活动基调却不很怀旧。所以作为摄影圈外人，就有些不过瘾。在此做这个补充采访，是想让摄影圈外人，或者年轻一代了解当年这个活动前后的事情。因为我多少能感到，当年做这个名为《艰巨历程》的影展，你们同样也走过了艰巨的历程。荣耀和甘苦，其实也是历史的重要信息。就从它发生的背景谈起吧，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一群陕西摄影人，要做这么一个面向全国的摄影公开赛？最后的展览还能有那样大的反响？

胡武功(以下简称胡)：其实，从大的环境讲，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当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忌”。但从小的环境来说，具体到陕西，又涉及到我们这群摄影人的生存经验。我们这一拨摄影人算是“文革”中相对年轻的，就是下乡也属于年龄最小的“老三届”。就拿我来说， 69年我本来可以考美院，但大学不办了，考不成了。免于下乡，是因为被部队召去当文艺兵，但是也没躲过批林批孔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很多批判材料是运动中接触到的，却在这当中学到了中国文化。上面让我们批孔老二，但我们心里却认为，他许多话说的是对的呀。部队战士要拉练，这就有机会深入到宁夏、甘肃的农村，70年代的农村多苦啊，可是广播上依旧喊着形势这好那好。宣传和实际，差异太悬殊了。不能不让我们心里打些问号，这就培养了我们自省的精神。76年四五运动，群众自发纪念周总理，我当时也拍了照片，平反后还参加了北京的展览。又认识了北京四月影会那群摄影人。他们的摄影追求虽然和我们有差异，但在这个时候又不约而同汇成合流，其实都是要冲破多年沉积下来的极左文艺路线的束缚，求真求实，也追求艺术的解放与自由。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现在大家说起陕西摄影群体，好像是个很明确的概念，但这其实是别人封的，我们默认而已。我们自己从没有建立什么组织机构，所以自始至终不存在成立，也不存在解散，就是同仁做事。而之所以能集合一起做事，也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种相似的生存背景、经历，让我们的实践与理念能彼此呼应。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策划《艰巨历程》之前，大家在不同地方已经小有名气。比如八十年代初，我在部队，侯登科在铁路系统，我们虽然最初不认识，但因为都看过对方公开发表的照片，所以已是神交。他拍为修铁路而牺牲的工人，拍孩子与战士，我为他写评论，因此还和《中国青年报》的编辑有过笔战。编辑坚持认为侯登科拍

二 就是想用影像检阅下历史，也检阅下摄影人的实践

胡：到了1986年，正好是全国美学热，我们顺势也搭了个车，举行了一个美学研讨会，看起来是赶了个时髦，实际会议仍然重在批判。我们当时给极左路线影响下的摄影，归纳了一个概念，叫做“直接图解的观念模式”。为了开这个会，我们还办了一个叫“西北风”的摄影展览。意思是，既然邀请了全国各地的摄影人来开会，总要用照片展示一下自己的实践。即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理念下拍了什么样的照片，请全国的理论家来看一看，评一评，结果展览很成功，会议也成功，最后还留下一本《摄影美学初探》的书。这其中有四篇论文，当时收录却阻力重重。其中由侯登科执笔的《现状与思考》，被有些人士认为观点有问题，要大改，潘科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的辨析文章，则直接要求撤下。

孙：这四篇还包括您的《一面待树的旗帜——关于摄影批评的断想》、石宝琇《独立艺术的独特造型》。今天的人读到这些，并不会有多少不适，甚至我个人觉得，你们说的只是些常识。

胡：所以可以想见当时的社会氛围，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极左路线在摄影界观念思想影响有多深。但不管怎样，陕西摄影群体大家伙想法是一致的，劲儿也是往一处使的。也都感到，该做一件事情了。但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不知道。

到了这年年末，也就是11月，山东搞了一个国际和平年全国青年摄影大赛，这让我萌发了也搞一个摄影比赛的念头。很快，又有一件事情刺激到我。广东也搞了一个摄影比赛，一等奖竟一万元。但评出来的获奖作品，却仍然是旧观念下的产物。一万元奖金，那时可是不小的数目，当时我的工资也才五十元。而大奖却给了这样一件作品，我们不甘心。于是就想做一个符合我们自己想法的大赛。这当然也需要资金来源，我那时是在《陕西日报》，有个通讯员朋友在军工部门工作，和他说了，他又汇报给他们领导，得到了军工系统的支持。我们和他们谈的条件是资金换广告。拿广告换来的钱筹备这次大赛。落实了资金，我就和潘科、焦景全去找住在临潼的侯登科，经过说服，他也赞成，大家开始行动。

比赛其实是搭一个台子，让影像说话，一方面展现共和国充满曲折的历史，另外也展现国人精神面貌的嬗变。最重要的是检阅中国摄影人在这三十年的摄影实践。比赛到底该叫什么名字呢？开始我想出个“艰难历程”，大家觉得名字不响亮。侯登科说，那就叫“艰巨历程”吧。艰巨有伟大崇高之意，最后真就叫“艰巨历程”。

你刚才问，这么多年摄影比赛与展览已经很多，为什么到现在大家还看重《艰巨历程》？我想重要的是它启发摄影人的自觉意识。《艰巨历程》在具体推进前，某些框架、理念就很清晰，它是一个追求实事求是的影展。它所倡导的“尊重历史，发扬民主，鼓励创新，张扬个性”，当时起草征稿时就写进去了。这十六字方针你在今天学术展上也看到了吧？一点儿不过时。

三 人家说我们在搞“阴谋”

孙：当然不过时。难得的又是，你们最终实现了这十六字目标。我听李振盛先生讲，他虽然在那个红色年代留了十万张底片，但是敢拿出来发表的并不多。他甚至一开始也没想参赛评奖，是一位他所敬重的新闻界老人几次动员他参加，所以才有那些张震撼国人的照片问世，你们也给了他大奖。说是征稿，其实你们是在费心寻找你们想要的得奖作品。而评奖的过程，《侯登科的世界》的日记部分也做过这样的形容：这里面“是战略的预赛又是战术的周旋。”这让人感觉中间也……动了心眼。

胡：（笑）我告诉你，当时人家说我们“搞阴谋”。确实是，而且必须这样做。因为当时的环境，前面也说了，为什么一些照片问世，会有公开的论战，就是有新旧观念的交锋。这时候不采取一些“技巧”、“方法”，等于自取灭亡。当时为什么搞那么庞大的评委团，30人之多，这里也是有讲究的。我们有十个铁杆评委，就是和我们观念一致的，也有十个观点相左的，中间有十个摇摆派。没有立场，可以争取，我们评奖时就把这些人穿插起来。记得每天晚上评比结束，我们几个人都在一起开小会，算票数，看看怎样穿插，能确保我们的目标不落空。这也是因为看了大量的征稿，摸清了底细，谁该获奖谁不该获奖，我们心中是有数的。  

回首2

纪实摄影在中国 从《艰巨历程》说开去

一 纪实摄影，一个后来才清晰的理念

孙：这个活动的社会意义自不必说，从中国摄影发展本身来看，也被喻为“一次革命性、实践性、学术性很强的摄影活动，直接推动中国摄影改革与进步。”我注意到，这个比赛所设的奖项中有艺术奖项，但是显然，大家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纪实作品。评论家鲍昆有句评语：“这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 纪实摄影 真正在主流层面上获得的一次最高展示。且，它是中国纪实摄影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此 纪实摄影 打破 沙龙摄影 一统天下的局面，并开始在中国兴起。”摄影术产生于西方，“沙龙摄影”、“纪实摄影”在西方各有源流，只是又一个没想到，当年作品被说成“土老破旧”的陕西摄影群体，不期然在那个特殊年代，成为中国纪实摄影的开拓者。  

胡：纪实摄影……可以说是先行者吧。这个概念是后来才慢慢清晰的。当时信息没有现在这样发达，我们用的批判武器还是“批判现实主义”之类。是做完活动后研究、总结与看书，才发现这个概念。早在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肖绪珊老师在《大众摄影》发的文章中，就提到纪实摄影，但没有引起人们注意。林少忠先生——他也是陕西人——在《中国摄影》当外文编辑，老先生对这个词的翻译不满意，觉得应该翻成社会纪实摄影。他当时还寄给我许多玛格南图片社的图片，每张翻拍后还写了说明。看到这些，我们就完全接受了这个概念。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纪实摄影。展览中像李晓斌、彭振戈那些作品，也确实是地道的纪实摄影。从那时起，我自己就写了很多推介纪实摄影的文章，也系统介绍过马克·吕布的魅力。  

孙：因为这个活动，很幸运被拉到与“艰巨历程”有关的微信群组，看一群摄影人每天在聊，在争，上传一些文献资料。摄影家武强先生（也是当年的获奖者）保留了1994年您在平顶山和当地摄影家恳谈时的内容，您定义纪实摄影“就是通过拍摄这些作品揭示这个世界，然后通过这件事情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些事情对于你们的生存是有影响的”。  

胡：对，纪实摄影的题材，一定要是对人类的生存、对人类已经产生影响或者是将要产生影响的，作品要体现人性与人文关怀。  

二 纪实摄影，不断发展的进程

孙：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检阅，陕西摄影群体后来参与到的一些摄影展，是否更能体现“纪实摄影”这个词的内涵？毕竟，理念清晰后，实践到后面，才会越成熟。

胡：那是当然。做《艰巨历程》时，即使有些东西意识到了，但是照片本身能体现的并不多。社会的开放进步很重要。要知道， 连“人道主义”这个词，在相当长时期都是禁忌，说了要被批判。那时主张“摄影是人的艺术”，也是难的。后来，也就是《艰巨历程》二十年后的2003年，我和摄影人安哥在广州策划了“中国人本”摄影展，而“以人为本”的理念，我清楚地记得，是2004年1月写进中央文件的。也就是说，这个展证明了，摄影艺术家在它之前就已经在实践“以人为本”了。之后的2008年，我又和宝琇共同策划了“中国民间体育”作品巡展，我们当时提出的理念是“强身健心”。其中的内容，有的大学还专门让研究生当课题研究。到了2012年，我在策划《中国纪实摄影二十人》展时，央视纪录频道跟了上来，最后拍成电视片《时光》，我和潘科还主编了画册，叫《见证：中国纪实摄影20人》。之所以要做这些事，也是想从摄影自身发展历程上来总结中国纪实摄影。毕竟又实践了二十年，到底水平怎样，和前辈吴印咸他们比起来，又有什么发展？

孙：您的看法是？

胡：我认为二十年来中国纪实摄影有了长足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对题材禁区的突破,逐渐与世界纪实摄影接轨，例如百姓生存状态、自然灾害、疾病、环保、战争等等，纪实摄影的触角业已伸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不仅是关于事物表征的记录，更着力于人性的揭示，而且逐渐地形成我们自己独特的摄影语言与审视标准。

当然应该清醒地看到，总体而言我们的纪实摄影走的还是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走过的路子。这也是当年举办的外国专家与中国摄影师见面会上，外国专家对我们的评价。但是，我想说的是，虽然这是一条老路子，可中国必须要走一走。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还多的国家，处于历史性转变的决定时刻，不能不留下转型的印痕，不能不留下可视的影像文本。我们与世界纪实摄影有异同，但各有其优。例如：国外的纪实摄影大都是“他看”，即发达国家的摄影师进入到第三世界拍摄，拍摄的题材大都是事件及事件中的人性。我们大都是“自看”，拍摄自己的日常生活及其生存状态。国外摄影师追求所谓“视觉冲击力”，我们更追求“润物细无声”。我对纪实摄影的这些理解都渗透在上面我所策划的几个大型展览中，甚至是选片的标准。  

孙：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艰巨历程》所留下来的遗产，后来一直在运用，在发展。但还有一问，当年陕西摄影群体理念是一致的，那过了这么多年就没有谁转向？毕竟到了今天，摄影的观念也越来越多元。

胡：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这可能还是跟年龄、学养、文化结构与观念有关吧。像邱晓明已经在美国呆了20年，但他最近在拍的题材，仍然是记录性很强的美国、墨西哥隔离墙，还是初心未改。但是，这并不阻碍群体人接受新观念和新的艺术形式。有人认为这是陕西群体的局限或保守性，我个人觉得，局限或保守不能以艺术家是否亲自践行某种新的艺术形式来划分。何况，在当代社会的转型期，人文影像纪录还是很重要的。你看法国的尤金·阿杰，他拍的那些巴黎转型期的照片生前并不吃香，但现在，人们要研究巴黎城市变迁史时，就只有找阿杰，中国现在也开始介绍阿杰的作品。所以我经常和朋友们说，我们所做的事，虽然里面有陕西人，也有和陕西相关的内容，但眼光绝不能只盯着陕西，要有能力做中国的事，甚至有机会，做世界的事，要有这样的自觉意识。这也是《艰巨历程》留下的精神财富。

孙：不过4月开启的这个“艰巨历程学术展”，构建的形式是对话，开幕活动只一天，大家就都散去，总感觉历史的部分展示的不充分，与今天的对话还只起了个头。

胡：的确只是个开始，后面还有大量详细的工作要做。包括文献的整理，思想的再回顾以及纪实摄影在当下的可能性等，这个工程持续一两年都未必能做完。但也不要小看这个起头和这些对话议题的设置。当年办展展出过假照片，就暗含了摄影“真实性”的探讨。今天为什么会选三组和艰巨历程不相关的作品并置展出呢？这里面同样暗含着什么是“真实”的思考命题。大家讨论在场，讨论影像的再现与再造，讨论虚拟与复制，这都是当今摄影所面临的新问题。尤其是，当世界荷赛将奖项颁发给李洁军的作品时，真给我们提出了挑战，要么荷赛奖错了，要么纪实摄影、新闻摄影还有新的可能性。这些都是要在学术层面做探讨而其实并没有人在做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天我们做三十年学术展，启动这个仪式，尽管一时看来还有种种不如意，但是无疑是在做新时代下文化的基础建设工作。再过三十年回头看，也依旧能构成文化事件。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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