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感丧失的社会谁偷走了我们的敬畏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敬畏感丧失的社会

最近这几年以来，中国影楼社交媒体所踢爆的各种新闻事件，一次又一次刺激着人们的眼球，重击着普通人的心灵：从黑砖窑黑心棉三聚氰胺假酒假药，到地沟油瘦肉精速成鸡，没有特供体系保障的普通民众，餐桌上已是筷筷惊心；从豆腐渣工程豆腐渣校舍，到土地财政下对抗甚至自焚都无法阻挡推土机夷平祖居之地的拆迁运动平坟运动，肆无忌惮，今天他人的命运，明天可能轮到自己；从城管的野蛮执法，到丧心病狂砍向无辜幼儿医护人员的屠刀，每个人都在担惊受怕；从夺命仍猖獗的官商豪车，到倾斜的校车夺命的垃圾箱，一次次惨剧之后依然重复上演；从表叔房叔二奶反腐，到令人瞠目的要员疯狂犯恶，道貌岸然的政治和权力背后的肮脏，一再打击着普通人善意的宽宥体谅……

生活是最好的编剧。多难邦未兴，相反，一次次突破法律底线和人类伦理底线的悲剧，不断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发生，永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力。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紧张不安中，从普通的农民、知识分子、城市中产，到商人、巨贾、达官贵人，不确定性的恐惧随时都在影响着我们，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不测之事。

谁都不会否认，我们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病了，得了一种谁都知道但谁也难以描述清楚的“中国式病症”。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广场效应下的群体性病症。即如那些悲剧性事件中的一些反面主角，或许在他的个人生活中，摄影网他是周边人眼中公认的好朋友好同事好儿子好丈夫，但这并不排斥他在某一些事件中魔鬼附体般犯下难以想象的恶行，而且这些恶行却屡禁不止，颤栗不安的情绪伴随着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

难道他们什么都不怕？不怕晚上睡不着觉？不怕法律制裁？不怕良心不安？不知道人在做天在看的道理？每每看到这样可怕的新闻，听到这样荒诞的故事，我都会下意识问自己。

每个人的内心都深藏着良善之心与邪恶之念。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气候，或良善之心得以滋养，或邪恶之念蠢蠢欲动。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从上到下，尤其是上层社会，普遍缺乏敬畏之心，缺乏自我约束，外在的制度监督和管控更是缺位，以致人心深处潜藏的恶魔被唤醒，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古代中国将对迷信的惧怕内化为对天地祖宗的敬畏

我在农村长大，从小听老人教诲，做了坏事小心“天打雷劈”；我的小学是乡贤毁庙兴学而建，从小听老人讲述，从前这庙里的泥菩萨塑得如何逼真，说了谎话将来要割舌头，做了坏事要过刀山下油锅……

抬头三尺有神明。一代代普通中国人，就是通过这些带有民间迷信色彩的故事，将他们的惧怕，内化成自己恪守的传统价值判断和民间道德法典，灌输给了自己的后人，让年轻一代对天地祖宗有敬畏，待人接物能守正。

至于大人物们也有自己的准则。君子何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王怕甚？管子说：“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

所以，无论布衣芒鞋处江湖之远，儿童摄影师招聘还是峨冠博带居庙堂之高，都有自己的敬畏之物敬畏之心。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也不乏不畏苍生鬼神的妖孽，但无论是官家正史，还是弘道，抑或民间传说，不管朝代如何更替，在胜利者之上，还有一个不被眼前利益左右的更为高远不变的价值判断，它超越了当时王朝的即期利益——从“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到“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纤毫受之”，到“平生不做亏心事，夜班不怕鬼敲门”，就是因为相信背后有天理。

敬畏之心不灭是中国人的共同信仰和道德底线

人一旦有了敬畏之心戒惧之意，就有了方向，行为就会受到制约，偶尔犯错，也不会太过。用明儒方孝孺的话来说就是：“凡善怕者，心身有所正，言有所规，纠有所止，偶有逾矩，安不出大格。”

历史上的这些说辞，建基不同，表现不同，但其核心是相通的。它们既是统治者们约束社会成员的哲学，也是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创建的传统。数千年来，敬畏之心不灭，一定程度上，它们已内化成一种共同信仰，成为了我们这个普遍接受的道德底线，也使道统在动荡中得以匡正传承。

传统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并不是要去征服自然。所以出现“天生异象”的时候，主流并不是像现代科学似地探究异象本身，总是把异象与人世间的问题互相观照参证，在以自己的哲学解释不可知的自然现象和未知世界时，形成了传统的敬畏文化。

现代科学与王朝文化合流 使中国人对天地神的敬畏让位于对权势的敬畏

西风东渐以来，尤其是近现代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启蒙教化意义深远。科学理性精神开始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外在世界的认知模式，并逐渐赢得了在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的统治权，国人对于不可知的自然现象和未知世界的敬畏逐渐消退，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已被科学解释，新一代受过教育的人普遍接受了科学理性的思维，传统敬畏文化中的天理的一部分被现代科学瓦解了，科学理性的王者地位，确立了人对抗自然的勇气；近代唯物论和无神论，以及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流播泛滥，不仅消解了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世界，也瓦解了天地神灵祖宗对于人的约束，让人从对它们的敬畏中释放了出来。

在欧洲，类似的过程早已发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人从神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性的地位。“上帝死了”，但欧洲人却最终确立了尘世间人的地位，人性关怀人道精神从此泽被后世。

但是，在中国这一西风东渐的历史过程中，现代科学和泛政治化的现代意识形态，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族王朝文化传统有意无意地合流，使得中国社会不仅没有能确立起人的地位，尊重个人价值，反而让个人更消失于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巨流中，真正做到了旧时帝王也未能完成的普天之下莫非其臣民之功。革命打碎了旧的神殿和民间迷信的神祗，却建立起了政治人物和意识形态的新殿堂，对天地神灵祖宗之敬畏，迅速让位与对政治信仰的崇拜。

除了对领袖的敬畏，对政权和意识形态的敬畏，传统的敬畏文化被打碎砸烂，气息神散了。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神殿在开放的过程逐渐坍塌，中国社会长期被压抑的物质欲望得到充分释放。虽然传统的政治敬畏文化领地日渐缩小，但在它的传统体制领地内，在它所能掌控资源的范围内，影楼直接简化成了一种对权力权势的敬畏，对上唯上是从惟命是从，对下骄横跋扈唯我独尊。

“成功学”统率一切 让人失去敬畏之心

即期的功利主义迅速占据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成功学统率了一切。上帝虽死，但人世间并没有像欧洲文艺复兴时那样建立起人的家园，确立对人道人性的关怀和敬畏。相反，在现代传播技术的包装助推下，功利主义普及流行，迅速建造了对权力和财富的新神殿，权势和财富成了衡量的唯一标准。

在发展的名义下，公平正义让位于效率优先，虚幻的国家利益以牺牲个体利益尊严为代价，杳无尽头。在物质成功成为唯一的社会里，胜利者通常是不会被指责的，相反它会获得更大的权势。权力与财富媾合的力量，让它们认为自己才是这个社会的唯一主宰，在它们面前，青山绿水瞬间成为残山剩水，老宅古屋转眼成为废墟，法律媒体几乎予取予求，人为鱼肉我为刀俎，历史可以胡编戏说，经典可以任意解读。垂范之下，劣币驱逐良币，原本在政治摧折下残存的一些传统敬畏，进一步式微，“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经典地诠释了这个社会的无知无畏与无耻。

于是，悲剧一幕幕接连不断上演。

人类历史表明：敬畏之心有利于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翻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碎片，我们会发现，敬畏之心是有利于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的。敬畏之心不仅出于对自然异象无知的怕惧，也不仅出于情感和血脉认同，它实际上是人类得以安身立命并超越自我的一种基本态度，也是确证人类在宇宙万物中身份的标志。有敬畏心，才有自己。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类欲望的开掘比过去更甚，人们很容易迷失在欲望的汪洋里。所以，我们比过去更需要有敬畏之心，对不可知的世界，对浩渺的星空山川万物，对人性良知，对建立在人本精神基础上的现代法律秩序，对人类文明普遍公认的价值，对那些我们也未必认可的异端的价值，都抱有敬畏之心。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确证自己，安详沉静地思考，才能够明白有所为有所不为，社会才会有改变，文明才能真正得以传承发展。

重建我们时代的敬畏感，今天是如此的迫切。

  现代社会，精神家园荒芜，价值体系沦陷，安身立命的道德感找不到了，应该移植的制度踪迹不见，被嫁接的道德体系又缺少生命力，那还有什么可拿来敬畏的呢？

总的来说，中世纪肯定不是一个文化灭绝的年代，至少基督教文明在建筑、绘画、音乐等方面都取得高度成就，而由于全民的环境，基督教精神对社会与百姓的影响就更毋庸置疑，上帝的律令贯穿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使他们的道德水准保持着一定的水准，在商业活动中，也有着基本的商业伦理和操守。比如看莎翁名剧《威尼斯商人》，我开始不太理解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歧视，认为可能是方面分歧，后来查阅资料发现，那时的基督徒是不从事放高利贷的，认为那是害人倾家荡产的勾当，而犹太人由于处境所迫，也由于生来精明，大多从事高利贷行业，以“赚钱不要命”的形象出现，这是基督徒不喜欢犹太人的原因之一。从这个剧可以看出来，基督徒即使在做生意的时候，大多能够做到内心有敬畏，行为有底线，否则临终的时候没法向上帝交代。

有位学者说过：“如在基督教时代中，人们的敬畏感指向虚幻的上帝；到了理性启蒙时代后，人们的敬畏感则指向了浩渺的宇宙星空及内心中高尚的道德律；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敬畏感又指向了看似平常却蕴含着崇高价值的生命……”这段话分别指向了欧洲的三个时代，基督教时代就是指中世纪，理性启蒙时代则是中世纪之后的几百年，古希腊的文明在欧洲的田野上盛开了花朵。上帝的身影步步后退，理性和启蒙初试啼声，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物种起源，工业革命，殖民世界，那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时代。在那个时代，对上帝的敬畏，大大让位于对科学、民主、理性、探索、发现、真实以及真理的敬畏，而信仰上帝，更多地成了一个文化传统。哲学家康德说了一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思索越深，越有一种敬畏感：一个是头顶上的星空，一个是我心中的道德律。”一种是自然的法则，一种是道德的法则，道出了当时西方人的敬畏观。

而现代社会对生命价值的敬畏，则直接从两次世界大战而来，通过对战争的深刻反思，欧洲提高了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暴力警惕，并将对人的生命价值提到很高的位置，造就了当今欧洲相对公平的高福利社会，摄影网经历了千百年基督教和民主科学的文明熏陶的欧洲人，也比较注重遵守规则，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了较高的人文精神。民主制度完善，法律庞大严密，媒体监督独立，福利与慈善发达，再加上基督教与世俗社会达成和解，不再干涉世俗权力，而只关注教徒的内心世界，所以，假货泛滥害人性命的现象也闻所未闻。

反观我国，百年以来，正在经历李鸿章所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是变化之大，远远超出了李鸿章的想象，孔夫子被彻底搁置，古文字被废止，儒家文化被切断，士绅阶层被消灭，泛神论变成了无神论，政治伦理被颠覆，历史书本被改写，话语体系被改造，知识分子被奴化，自然环境被摧毁，老建筑被拆除，小朋友被洗脑。在权力的示范效应下，所有对天、地、神、圣人、历史的敬畏，已经几乎消失殆尽，精神家园荒芜，价值体系沦陷，安身立命的道德感找不到了，应该移植的制度踪迹不见，被嫁接的道德体系又缺少生命力，那还有什么可拿来敬畏的呢？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第一回“风雪惊变”中写道：南宋，江南嘉兴，郭啸天和杨铁心听一书生打扮的落魄人说书，说到家国之难，人命如纸，说书人吟了四句：“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这四句话可以这样理解：那时的百姓有朴素的敬畏观，他们敬畏神明，相信因果报应，存有一份道德心，维系着社会与人心的秩序。如果心中没了敬畏，不信善恶，践踏了一切伦理道德，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万劫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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