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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技巧 卢广:用相机和勇气来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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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广:用相机和勇气来面对现实


学习期


1980年我开始拿着相机拍照。那时候拍照不是现在所谓去创作,拍照就是想学门手艺,多赚点钱。1979年以前我是在农村干活的,1980年就到工厂上班了,我母亲为了我能上班提前退休,让我顶职。我在农村是天一亮就拿着锄头到自留地干活去,到了七八点钟,生产队集中了,到生产队去干活,中午休息、下午下班了又到自留地里去,所以很充实。上班后感觉没事情干,八小时干完就闲着了。这时候偶然碰到一个搞摄影的朋友,开始学拍照。我从小到现在也是这样,就是闲不住。


老家有一个农村的海员,跟着国外人闯,世界各地跑,工资又很高。他带了一架非常漂亮的德国生产的相机,我们到他家里去摸这个相机,跟国产相机差距太大,羡慕极了。摄影学技术在哪里学呢?一般都是照相馆,这是基本技术,但是思想上的东西根本没有。学了手艺之后,我从单位出来了,在单位拿几十块钱一个月,不可能让我发展。我自己开照相馆,到1993年已经挣了十万块钱。


我拿着十万块钱也不想买房子,我想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因为我13年的摄影过来了,技术是没有问题,但是有些问题自己是不知道的,总感觉不够。我从摄影杂志上看到,北京有个人大一分校,专门办摄影班,班里这批人出来在各个媒体拍照,影响很大。我是1993年8月1日来北京的,想来就来,也没联系谁,揣了10万块,带了两套美能达相机就过来了。


结果一分校说开学要8月底,后来我找到新华社的《摄影世界》杂志。我告诉总编我是哪里来的,我以前在《摄影世界》发过照片,又带了很多照片给他看,他看不错留了几张。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准备到人民大学学习,结果那边还没开学。他说韩子善那里在招生啊。我认识韩子善,韩老师那时候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部工作,1987年他到浙江来准备开一个全国基层摄影经验交流会,我是永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负责接待。一说是韩子善我激动了,马上赶过去。本来我是住在复兴门那边15块钱一天的地下室,后来把房间退了,住学校的地下室去。


在永康的13年时间是一个段落,到了北京开始上学是一个新起点。韩老师除了自己教课,还请了北京的解海龙这些有名的摄影师来讲课,上课也有很多分类,有新闻的,有广告的,有风光的。也就在到了北京之后,我发现我的相机有严重的问题,拍的质量就完全不一样。美能达相机那时候是两千来块钱一套,当时感觉已经非常好了。可是在北京一交流,一拍照,别人拿的都是佳能和尼康,特别是尼康,清晰度特别高,它的专业程度更高,镜头又更大。我不是带了10万元吗,一买买了多少?两个机身三个镜头,花去4.5万。一弄进去我就开始更加节约,因为每天只有出去的钱没有进来的一分钱,出去拍照更费钱,怎么办呢?每天吃方便面,也不到饭馆去。


上课期间我每天早晨天一亮肯定骑自行车出去拍照,非常勤奋。拍北京宫墙外的故事,用天安门两边的红色的墙做背景,表现市民们的生活状态,比如说有些市民拿着鸟笼在那里遛鸟,有的人在宫墙边上打太极拳,有的在宫墙边上睡觉,有些人戴着红袖套在治安,看见有人扔垃圾了喊“罚款”!五块,十块。经常有人打架,这些镜头我都拍了。


有一张照片我自己感觉影响很大。在天安门广场那个位置,我拍了两个骑自行车的老外,男的骑在前面,女的骑在后面,但是他们在天安门那里停下来了。干什么呢,前面那男的拿着相机在拍照,后面那女的往后面一看,一个往前一个往后,两辆自行车距离很近。我拍了两张照片,后来参加北京市的一个交通摄影比赛,拿了一等奖,我的题目是《后顾无忧》。那个时候就是为了比赛不断地去拍照,也不断地训练抓拍,不断地去感受和训练对事物的认识和感觉。



吸毒女


1994年下半年我就跟老师说,明年我去拍吸毒,老师说拍吸毒太危险了,有枪有刀的。我说我去看看。3月份我到云南昆明,那边的朋友说,吸毒的人很多,但没看到过。哪个地方最多呢,瑞丽。


我1986年去过瑞丽,我们老家摄影协会组织采风,特别远,坐车要30多个小时,山路都不好走,和缅甸交界的一个城市。到了那里也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吸毒的。很多人认为,吸毒怎么会让你拍到,吸毒是很隐蔽的。确实是这样,刚开始吸毒的人都是非常隐蔽的,不会让我拍的,我拍的这么多年的吸毒人,都是在大街上,已经病入膏肓,已经要死了,对于脸面不脸面的问题都已经没有感觉了,已经直接扎针,直接吸毒的了,这些人才会让我拍。


1995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待了三天了,天天跟吸毒人聊天,我就采访嘛,还没有拍呢。那边吸毒人直接去抢吸毒人的钱是很多的。我告诉一个贩毒的女孩:“上次跟你在一起一高一矮两个人想抢我东西,今天被我打发走了。什么时候你能带我到你家里去?”“明天吧。”她说,“你不要惹他们,他们是这里的地头蛇。”我经常会坐在身边和她聊天,有时候我问她,“你吃饭了吗?你想吃什么?”“吃荷包蛋。”他们喜欢吃荷包蛋,加点白糖,饮料喜我现在和禁毒办公室还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有些人连医院都不愿去,我就问他喜欢用什么药水,他们用双氧水消毒,我就经常买一些双氧水、棉签给他们。这些人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他们的免疫系统已经破坏了,如果有一点细菌一进去就溃烂,非常严重。


欢喝红牛


第二天她带我到她家,里面还躺着一个18岁的女孩,所谓她的姐妹,其实不是姐妹,就是外面吸毒认识的。她说我是来吸毒的,接着给我把烟丝拿出来,毒品放进去,让我吸。她说吸毒最好躺在床上,慢慢地吸,用唾沫把香烟搞湿一点,不要很快就吸完了。那个床很脏,我就坐在凳子上吸,吸完以后跟她聊。看我拿相机出来,她说不能拍,拍了两下我就不拍了。18岁的那个说她是在酒吧工作,实际上就是卖淫。21岁那个人很瘦了,没有人要她,只能卖毒品。


第二天我买了很多吃的,几个水果和两盒盒饭。我知道她们白天都睡觉,五六点钟起来去卖毒品,或者去卖淫。我两三点钟就去了,看到我买了盒饭水果给她们吃,就准我拿相机拍,她在扎针什么都让我拍了。第三天我又去,门是开着的,她躺在那里,她睡觉的时候我也拍了。她醒了之后发现她的妹妹走了,把她原来放在这里的毒品偷走了。我和她聊了很多,也聊到家庭,我感受到他们的生活都非常悲惨,也非常痛苦和后悔,部分是真心的,部分是假的。所谓真心,确实有些故事是真的,所谓假的是什么呢,他们讲得特别可怜是想让人帮助,有真心也有假意,总的来说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群体。


我把这批人定性为毒品的受害者,你不能说他们是在犯罪,他们没有办法。我也看到过一些戒掉毒品的人,但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


瑞丽的妇女刚开始的时候总害怕老公吸毒,一直提防着,一直注意着,后来孩子长大了,就怕孩子吸毒,天天提心吊胆。因为染上毒品的人太多了。在瑞丽的很多农村,几乎每户人家都有吸毒者,而且有些是一家人都在吸毒。当地的居民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吸毒人多一些以后,也导致了其他问题,比如说小偷,小偷最多了。我拍过阿弟,阿弟十二三岁,就是天天去偷的,什么都偷。他们走在路边上看着别人一件衣服晾在这里,拿了衣服就走了,看着门口放了一口锅,看看没人就把锅拿走了,那个锅可以卖铁。在屋顶上放的太阳能热水器,他把太阳能热水器的管子拆下来背回家。如果被发现就挨打,很多吸毒人被打残打死。而且不光是偷,有一条街都是吸毒的妓女,艾滋病在瑞丽是很严重的。


我这几年到瑞丽除了拍吸毒的照片以外,通过我的采访和调查,有一些吸毒病人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给他交钱,让他在那里治疗。比如说他手臂上和腿上烂得很大,都不能走路了,我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打针治疗。有时我直接和当地的禁毒办公室联系,因为我最近在陕西、山西调查当中发现,很多开车的人都吸毒的,特别现在不是了,是冰毒,化学毒品。化学毒品更厉害,一颗冰毒吸进去好几个小时都兴奋,不会睡觉。如果在瑞丽卖冰毒是3块到5块钱一颗,很便宜。但是在北京要卖50块到100块钱一颗,或者200块钱一颗。瑞丽的4号很纯的,现在的价格是60到80块一克,卖出去的时候挑一点点就10块、20块,利润太高了。那两个女孩吸毒是在酒吧工作染上的。女孩子吸毒最后钱哪里来呢?没有地方来钱,女人吸毒往往都是卖淫为主,男人吸毒以后主要是偷骗抢,最后捡破烂。偷骗抢都没有力气去了,你去抢打不过别人怎么抢,最后病入膏肓的人真的是脚也烂了手也烂了,只能拿着一个塑料袋来捡破烂,一天能捡十块二十块的毒资。



艾滋病村


在北京两年10万块花光了,1995年10月份我回老家开始赚钱,到了2001年10月份我从老家到了北京。我坐在家里看报纸,突然发现一条小新闻,八岁艾滋病女孩在北京求医。我马上找了报社的记者,报社记者帮我找到这个八岁小女孩的父亲,他们就在北京。通过他我才知道有很多艾滋病人,他的孩子就是因为两岁的时候得了病要开刀,输了一个艾滋病人的血,感染上了。通过他的介绍我开始去采访。


采访完之后我是睡不着觉的。最后给我的媒体记者朋友打电话,我说我摄影已经做了二十来年,从来没有碰到过我今天看到的场景,太痛苦了,太难受了,我一定要用我的相机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这件事最后把我的思想全改变了。刚开始学摄影是为了学门手艺,为了能够多赚点钱,到北京上学以后我发现可以用摄影做很多事,比赛可以获奖,有很多荣誉。后来我的观点又改变了,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责任,一个摄影人的责任。


中国污染


荷赛我有三次获奖,第一次是《艾滋病村》,影响是最大的,后来村里的情况确实是改观了。第二次获奖的是《清污战士》,获奖就获奖了,对他们也没影响。今年《发展与污染》获荷赛长期项目奖。2009年《关注中国污染》获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奖是影响比较大的,获奖之后批示,组织了一个卫生部、环保部、新华社三家单位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对我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个地方进行全面的调查,一是看照片是否真实,二是如果真实的话问题怎么解决。


污染系列是2005年的3月份开始拍的。2005年我开始拍西部污染,到现在为止没有断过,从西部又跑到了东部,从东部又跑到了中部,十一年来,中国七大流域都跑遍了,拍水的污染和空气的污染。


中国的污染是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污染源。比如说西部,烟尘的污染是最严重的,现在炼焦、石灰、化工都会造成空气污染。东部主要在沿海一带是化工污染、臭气污染,还有污水污染,污水排放几乎就是进了大海。长江两岸的污染主要是化工污染,中国的2万多家化工企业,长江和沿海占了很大的比例,此外还有社会用水,长江两岸的城市多,污水处理厂这两年多起来了,以前都还没有。珠江三角洲污染又是另一种污染,一种是印染的污染,就是染衣服,我取名为“时尚污染”,这是非常大的一块。还有一块就是废电器的污染,把国外电子垃圾进行分解,那些电器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又比如说杭州湾,杭州湾的污染也是“时尚污染”,印染污染。萧山、绍兴、宁波这个区域的沿海都是印染厂,印染厂的污水是全部往钱塘江排放的。


现在的污染治理和从前一样,多数是一种欺上瞒下的局面。因为这些企业都是纳税大户,都是交钱交得很多的,你说怎么办?关了吗?现在不是把污染降下来了,而是把受害者撵走。工厂的污染这么严重,能不能减到国家标准或者国际标准?对不起,不可能。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是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来投入处理污染,有一些地方有资金,也有污水处理厂,但那个成本太高。还有一种是偷排。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最近的偷排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化工企业和印染企业。刚开始沿海地区化工企业的污水都是在近海排放,是看得到的,要查要罚款的。现在不罚了,也罚不了,为什么?他把污水管道直接埋到深海去了,你看不到排放污水,不是说污水没有了,而是你看不到而已。


污水直接排放到大海,一年两年没有问题,十年二十年呢?整个近海怎么样?现在近海没有鱼了,我们吃的盐大部分是海水的盐,海水都有问题了你说怎么办?现在这么多的排放污染物进入到渤海湾,不光是黄海沿海的化工企业,还有我现在说的杭州湾的问题。杭州湾前两年我们有报道过,萧山的污水处理厂滚滚的污水排放钱塘江。他们说是合格的,是按国家标准排放的。后来新华社记者也去拍,新华社质问:这个黑乎乎的污水,臭气那么重,热气腾腾往钱塘江排放,如果是国家标准的话,标准也太低了吧?


我在常熟化工园区拍到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金黄色的污水在长江里喷。那张照片因为获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奖,有个常熟人也是摄影爱好者,他在网上看到这张是常熟的,就下载下来在常熟论坛上公布。一公布之后常熟的市民震惊了,马上搜索这个地方在哪里,化工园区下游就是他们的取水口,那就是常熟人喝的水。他们都傻在那不敢喝水了,原来喝的水有金黄色的污水掺进去。那张照片发表一个月以后我又去拍了,污水的排放确实改变了很多。后来我连续跟踪拍了几次,污水的排放情况确实变好了。


题材在中国是时时存在,时时发生的,就是看你想到没有,想到了去拍没有。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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